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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书坊->《战争与回忆(1941-1945)》->正文
第四十九章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六十高龄、一头白发的女秘书站在门口探进头来。“有一位叫莱斯里。斯鲁特先生来了,帕米拉。”

  在倍尔美尔大街上陈旧的小小办公室里,帕米拉坐在她父亲的转椅上哭泣。冷风摇撼着松动的窗扇子,十二月的阴沉天气,中午时窗子上也是一片紫光。她裹在一件羊皮外套里面,一条羊毛披巾把头和耳朵都扎得紧紧的,还是觉得寒气逼人。房间里的古老煤油取暖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以说只能闻到点热气味,仅此而已。

  斯鲁特走了进来,帕米拉两手擦着眼睛,赶忙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件俄国的皮里子大衣和一顶棕色大皮帽。他一向是个瘦个子,现在一套细条子衣服象是挂在身上,还露出招绔来,两眼通红,眼眶发黑。

  “你好,莱斯里。”

  “帕姆,听到你父亲的不幸消息我很难过。”

  “我不是在哭父亲的死,我已经忍受过来了。什么风把你吹到伦敦来了?你在伯尔尼工作这样快就结束了吗?要喝点威士忌暖和一下吗?”

  “天啊成得靠它救命。”

  她指着桌上的一份打字稿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他没来得及写完。《观察家》要它。我正在给它收尾。我想大概就是它把我的眼泪引出来的。”

  “什么文章?新闻电讯稿吗?”

  “哈,不是,那不成了古董了吗?这是一篇战地随笔。他定的题目是《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帕米拉递给他半杯纯威士忌,向他举起了另一个杯子。“请吧。当时的情形是,他正在口授这篇东西,蒙哥马利的新闻官来电话要他立即就去会见。”

  帕米拉樵怀忧伤的面容、肿胀的眼睛、蓬乱的头发、疲弱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归因于她的哀伤,斯鲁特心里这样想,可是现在她似乎油尽灯灭了。往日的帕米拉即使是在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曾经有过情绪非常沮丧的日子——也不曾丧失掉其顽强不屈的锋芒、不露声色的外表下面的一种令人倾心的英俊气概。如今斯鲁特看到的则是一个年过三十、抑郁忧伤的妇人。

  “你相信预感吗?”威士忌使她的声音沙哑。

  “我说不上来。你怎么啦?”

  “韬基有过一个预感。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乘那辆吉普车去的。连蒙哥马利的新闻官都给我开了绿灯,这对一个妇女是特别的破例。韬基突然象骡子一样蛮不讲理肥我撵开。他干脆大发脾气屏得我也火气上来了。我们是在火头上分手的。这样我才活了下来,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喝酒。”她伤心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莱斯里,我是彻底不信神鬼的,只相信看得到、听得见和摸得着的桩桩件件。可是,他却知道了。你别问我什么道理,触到地雷是一件意外的不幸,这我知道,可他预感到了。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文章就是临终绝笔之类的东西。”

  “你还记得拜伦。亨利吗?”斯特鲁问道。

  “可不,当然记得。”

  “上星期我在里斯本遇见了他。我担心还会有更坏的消息。‘诺思安普敦号’沉没了。”斯鲁特本来含有幸灾乐祸的醋意,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感到有愧于心。并不是他对帕米拉有什么过不去,也不是对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但在他们两人的罗曼司中,他曾扮演过不堪一击的情敌,这种不好过的滋味一直留在他心头。但她听了也没有动感情的样子。“帕姆,你在这里各方面都有熟人,是吗?你能不能打听一下亨利上校是否还活着,再给拜伦发个电报?拜伦在里斯本所能得到的消息,只是听那里的一些海军人员说,那条军舰在海战中被击沉了。”

  “干嘛不去找你们的海军武官?”

  “他上苏格兰去了。”

  “那好,”她轻松地、几乎有点愉快地说,“咱们就打听一下拿利上校的下落吧。”斯鲁特觉得,如此对待沉痛的消息倒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实在异乎寻常。事实是仅仅讲起这个男人,她就活跃起来了。她吩咐那位秘书打电话给空军少将勃纳一沃克。“那么,拜伦怎么了?娜塔丽呢?”

  “拜伦找到了她。找到了她,还有孩子。”

  “我的天啊。找到啦!在哪里?”

  “马赛。吃饭的时候他足足跟我讲了两个小时。真能写一本小说。”

  “可不是吗,那一家子!他怎么找到的呢?娜塔丽现在哪儿?”

  斯鲁特刚刚开始讲拜伦的经历,电话铃响了。是勃纳一沃克打来的。帕米拉立刻亲呢地把帕格。亨利和拜伦的情况告诉了他,叫他“亲爱的”。她挂上电话,对斯鲁特说:“他们有一条专线直通华盛顿。他会尽快接通的。你见过我的未婚夫吗?”

  “见到过一次。在华盛顿你们大使馆里的一次迎宾行列里。你也在场,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你的未婚夫。”

  “哦,当然不是。亨利上校也在那里,还有娜塔丽。现在还是继续讲在马赛发生的事吧。再喝点威士忌吗?”

  “那还用说,只要你舍得。”

  “人家对我都很好。我有的是酒。”

  斯鲁特相当详细地告诉了同拜伦偶然相遇的情况,并且说拜伦还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人的下落。盟军入侵北非那天,通往马赛的电话中断了。后来拖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恢复了通话,但他却一次也没打通过。他有三十天的假期,在这期间他天天在里斯本各家营救机构的办公室里厮混。“

  “娜塔丽到底怎么啦?怎么会那样胆小怕事?怪不得拜伦会那样生气,帅B米拉说。

  斯鲁特两眼呆呆地望着她,茫然地重复了一句:“她是怎么搞的?”

  “莱斯里,记得不记得,有一天你把门上的钥匙丢了,就是这个姑娘爬进你在斯克里勃路的那幢房子二楼的窗子。你还记得吗,在莱哈尔饭店的时候,我用_只盛汤的碗把菲尔的头打破之后。她怎样面对那些宪兵而毫无惧色?当时我们都叫她雌狮子。”

  “这些又有什么相干呢?她要是想和拜伦偷越国境的话,那才叫发疯呢。”

  “那又怎么样?拜伦不是有外交护照嘛。难道还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斯鲁特眼圈发黑的两眼闪烁着红光。在帕米拉看来,他就象发高烧似的。但他却温和而镇静逾常地对她说:“咬,我的宝贝,我来老实地告诉你她的处境可能会糟到怎么个地步。能给我再来那么一小杯烧酒吗?”

  帕米拉在斟酒,斯鲁特就从上衣口袋里拔出来一支钢笔,坐在帕米拉的书桌旁,开始在一张黄色的纸上画了起来。“瞧,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波兰,对吗?华沙在北面,克拉科夫在南面,维斯杜拉河横贯其间。”这是一张画得很熟练的地理略图,一挥而就。“希特勒打了进来,他和斯大林瓜分了这个国家。侧地一下!这条线的西边是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占领军政府。”一条弯扭的粗线将波兰一分两半。斯鲁特在这条线的西边画了三个又粗又黑的圈圈。“你瞧,你已听说过集中营吗?”

  “是的,听说过,莱斯里。”

  “但这几个集中营你可没听说过。我刚花了四天的工夫同这里的波兰流亡政府人士交谈过。事实上我就是为了这个到伦敦来的。帕姆,这是相当精彩的新闻题材。你不是正在继续你父亲的工作吗?”

  “我在试着呢。”

  “那好,这个内容也许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新闻。把这个消息报道出去的记者将会载入史册。在这三个地方——这样的地方另外还有,只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得到的目击者提供的材料都是有关这三个地方的——德国人就象处置耗子那样,成批地消灭活人。德国用火车从欧洲各地把他们运到这些地方。这是一场利用铁路进行的大屠杀。犹太人一运到,德国人就用一氧化碳或用步枪行刑队把他们杀死,然后再把尸体烧掉。”他用钢笔一个圈一个圈地点着说:“这个地方叫特雷布林卡,这里是卢布林,这是奥斯威辛。如我所说,这样的地方还有的是,但这三个地方已得到证实。”

  “莱斯里,集中营已不是新闻了。这一类新闻已经报道过多年。”

  斯鲁特朝她苦笑一下。“你没听到我的话。”他压低嗓门,用咬牙切齿的耳语声来加强他的语气。“我讲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一个一百万人进行的大屠杀。就在我同你谈话的这个时候,屠杀正在大规模地进行。这是一个荒诞绝伦的计划,一个用了专门建造的巨型设备来进行的规模庞大的秘密行动!你不叫它是新闻?那么什么才算得上新闻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它使过去的一切战争相形见细。这是地球上生活的新现象。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眼下已大约完成了一半。这难道不算是一篇新闻报道吗,帕米拉?”

  帕米拉看过许多关于毒气室和集体枪杀的屠杀报道。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然,德国秘密警察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暴徒。单是为了从世界上清除这批家伙,这场战争也是值得打的。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的计划当然是有点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不过她也曾看到过这种讲法。很显然,这种讲法全是别人兜售给斯鲁特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情况不妙,也许由于他未能忘怀娜塔丽,而现在对于随意抛弃自己所崇拜过的一位犹太女子又感到内疚,所以他现在就这件事情抓住不放。她低声说:“亲爱的,这我可真无能为力。”

  “我看倒不见得,不过我们刚才是在谈娜塔丽。拒绝和拜伦同走,这可得要有了不起的勇气,比起爬进二楼的窗口来,这个勇气可要大得多。出境签证她还没拿到手。火车上挤满了德国秘密警察。要是出点儿事的话,她和孩子就会被他们撵下火车。可能就这么把她关进集中营。可能就把她押上东去的另一列火车。然后他们把她和孩子一起杀掉,再烧成灰烬。那可真是太冒风险了,帕姆,即使她并不知道得这么详细,她在骨子里也已经预感到了。她知道出境签证就要到了,她也知道德国人对官方文件敬若神明,这是制服他们的一件法宝。这件事她做得对。我曾经把我的看法讲给拜伦听,他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并且——”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作了个抱歉的手势叫他不要说了。

  “谁呀?啊,这么快?”她眼睛张得大大的,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她向斯鲁特频频点头。“好哇!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亲爱的,八点见。”她挂上电话,眉开眼笑地对着斯鲁特。“亨利上校安然无恙!你知道,要是从海军部打听这个消息得等上一个星期。你们的陆军部把邓肯的电话立刻转接到海军人事局,他马上就得到了回音。亨利上校现在正在回华盛顿的途中。你看是我打电报给拜伦呢?还是你打?”

  “这是拜伦在里斯本的地址,帕姆,还是你打吧。”斯鲁特急匆匆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个地址撕了下来。“听我说,这里的波兰人正在把他们的文件汇编成一本书。我可以给你弄到这本书的校样。还有,他们找到一个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的人。就是这个集中营,”——一根皮包骨头的手指使劲地点着桌子上的那张略图——“华沙附近。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过了纳粹欧洲,把照片送出来,把真相说出来。我通过翻译跟他作了交谈。没法不相信他说的,他的经历是一篇《奥德赛》那样的史诗。抢先发表的话是会引起轰动的,帕米拉。”

  帕姆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他讲话。帕格。亨利安然无恙地活着!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这给她的计划、她的生活平添了新的前景。至于斯鲁特的“抢发新闻”,在她看来,他未免有点过份着迷。她仿佛听见她父亲在说“没价值,绝对没有。过时的货色”。胜利才是新的内容,历经四年的灾难和挫折之后,在北非、在俄国、在太平洋所取得的胜利,还有反击德国潜艇的胜利,是这次战争的真正的伟大转折点。而德国人对欧洲的恐怖统治以及对犹太人的暴行,则象潮汐表那样已为人所熟知。

  “莱斯里,明天我去跟主编谈谈看。”

  斯鲁特直挺挺地向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掌心潮湿,轻轻地一握。“好极了!我在这里还要再呆两天,你要找我,可以打电话到多尔切斯特饭店,或者美国大使馆,分机是739.”他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脸上浮起昔日在巴黎的微笑,使他推怀的面颊和丧魂落魄的眼睛闪出亮光。“谢谢你的好酒,老姑娘,谢谢你倾听了一个者水手的故事”

  他歪歪倒倒地走出了门。

  第二天,主编兴味索然、没精打采地听她说着,嘴里咬着已经灭了火的烟斗,边点边咕啃着。他说这里的波兰流亡政府早就向他提供了所有这些材料。他刊登过其中的几篇。她可以在卷宗里翻到这些材料,地地道道的宣传品。不论根据什么新闻标准,这些报道都是无法核实的。有关屠杀全部犹太人的计划,那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透露出来的,为的是迫使白厅开放巴勒斯坦,接纳犹太移民。不过,他还是愿意在下个星期见见斯鲁特先生。“啊,他明天就要走了吗?真不巧。”

  但当她表示要去华盛顿写一些那边的战争努力的报道时,这位主编便喜形于色。“好哇,那就去吧。试试你的笔头吧,帕姆。我们知道,韬基晚年的稿子都是你起草的,什么时候可以把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日落》交给我们?我们急着要呢。”

  斯鲁特听说有两位外交官在往返于苏格兰和蒙特利尔之间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轰炸机飞行中失踪了。北大西洋的空中航线并不是人们喜欢的路线,在隆冬天气中就更其不是了。舒服的大客机都在南方的航线上,南下到达喀尔后,一家伙飞越阳光和煦的海面直达巴西突出部,然后北上百慕大,再向前就是巴尔的摩了。但这条航线是供大官们走的。只有两条路线让他选择,在护航舰队里作十天航行,或者是皇家空军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飞机。

  在去苏格兰飞机场的火车上,他碰上了一位同路去美国的美国横渡大西洋驾驶员,此人中等身材,瘦长结实,是一位陆军航空兵上尉,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有一双骨碌转的眼睛。卡其上衣上镶着三排勋标,开口便是脏话,一肚子的飞行故事。他们两人共坐一个小间。这位驾驶员不停地呷着白兰地,他说他要喝得醉醒醒的,并且保持这种醉意,直到远远离开普雷斯特韦克机场的跑道。在普雷斯特韦克机场起飞有坠毁的危险。他曾参加过几次为摔死在机场跑道上的驾驶员举行的集体葬礼。向西飞进北大西洋的飓风时,就不得不冒险超载汽油。空运指挥部不得不把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运回去,因为经海路运输拆开装运的飞机既要多花时间,又要多费手脚。而且德国潜艇也把它们摘掉太多了。所以各战区的盟国空军实际上都是依靠这些横渡大西洋的驾驶表门集结力量的。虽然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他们却在整个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列尘土飞扬的旧火车眼嘟眶卿地慢慢穿过白雪茫茫的田野。驾驶员一路上打开话匣,斯鲁特耳福不浅,饱听了他的毕生事迹。他名叫比尔。芬顿,战前就以驾机飞行为业。一九三七年以来,他曾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干过民间的和军事的飞行工作。他曾在印度一中国航线上驾驶过运输机(他说是“飞越驼峰”)。起飞时,要用响着喇叭的吉普车赶走跑道上的黄牛、水牛,然后升到五英里多的高空,越过高高地旋转在埃佛勒斯峰上空的冰雪风暴。他曾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飞到英国。现在他在为陆军航空兵空运轰炸机,经南美洲到非洲,然后越过非洲到波斯和苏联。他曾在沙漠迫降过;也曾在爱尔兰海面上依靠橡皮救生筏漂浮过两天;还曾用降落伞落到缅甸的日本占领区的,然后徒步长途跋涉走到印度。

  他们在暴风雪中抵达普雷斯特韦克,斯鲁特不仅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分享了比尔。芬顿的白兰地之后已醉意醒脑他还对战争具有了全新的视野。在他昏昏沉沉的头脑里闪过了一幅幅图景:各种各样的飞机,成千上万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在地球上空南北东西穿梭飞行,同天气搏斗,和敌人尽战;轰炸城市、铁路和行军的纵队;越过海洋、沙漠和高山;这是一场修昔底德①所无法想象的战争,一场由象比尔。芬顿这帮子人驾驶的飞行器在这个星球上满天横冲直撞的战争。直到今天为止,他从未想到空中的战争。至少是在此刻,他念念不忘的那份《万湖会议纪要》、那画着三个黑圈圈的波兰地图和那每日一列一列载着千千万万犹太人去屠场的欧洲列车,算是从他脑海中消失了。而他对这次飞行也就更加感到心惊肉跳,害怕得差一点走不下火车。

  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飞机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他们穿着臃肿笨拙的飞行服、救生背心,戴着厚厚的手套,降落伞在背后荡到膝盖以下,步履瞒珊地走出报到室。室外大雪纷飞,他们没能一下子看清飞机。芬顿领着斯鲁特朝飞机马达声响处走去。飞机能在这样的天气起飞,对莱斯里。斯鲁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架四引擎的轰炸机,里面没有座位。机舱的地板上,有十多个返回去的渡运驾驶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垫货板上。飞机艰难地起飞了,斯鲁特的腋窝里直淌冷汗,芬顿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嘶喊着,说根据天气预报,逆风风速每小时一百英里。他们也许不得不在格陵兰那个北极的鬼屁眼里着陆。

  莱斯里。斯鲁特是个胆小鬼。他知道这一点,并且早就不再想克服它了。甚至乘坐一辆爱开快车的人驾驶的小汽车,他也会神经高度紧张。每次乘飞机,哪怕是乘DC—3型飞机作一小时的短途飞行,在他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此人现在自己就坐在一架拆掉了全部设备的四引擎轰炸机里,在隆冬十二月里越过大西洋向西飞行;这架嚎叫着吱吱咯咯响的旧飞机,冷风通过漏气的空隙不断钻进舱内,象啼饥嚎寒般的响声一直不停。飞机迎着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机身上象机枪一样僻僻啪啪,它颠簸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只风筝。借着从结了冰的窗口透进来的股俄亮光,斯鲁特能够看到那些躺着的驾驶员发青的面孔,布满汗珠的额头,也可以看到一只只颤抖着的手把香烟或酒瓶挪近紧闭着的嘴唇。这些飞行员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样,也已吓得魂不附体了。

  芬顿在火车上曾对他讲过,北大西洋的逆风在低空时风力最大。飞机得爬高上升,超越这种气流,进入空气稀薄的高空,以节省燃料;但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机身上结冰非常快,除冰器根本来不及工作。同时,化油器在零下气温中会冷却结冰,继而引擎就会熄火。毫无疑问,很多飞机就是这样报销的。当然,开始结冰时你可以设法继续升高,越过湿冷的气层进入干冷气层,那就得靠氧气面具来维持生命。否则就要迅速下降,也许要降低到紧贴海面的高度,那里的暖和气流可以将冰融化。斯鲁特明知故犯地问了他一声:“难道在水面就不存在结冰条件了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芬顿回答说,“我告诉你我的一次经历。”接着他就大讲起一件令人毛骨惊然的往事。有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机身结满了厚冰,差点旋转着冲进海里。

  飞机继续翘首向上爬升,零散物件也不断地朝后滑去。有些驾驶员煤缩在破毯子里打鼾。芬顿也舒展四肢躺下闭上眼睛。突然机身上发出一阵金属的撞击声,顿时吓得斯鲁特的心脏停止跳动——或者说他觉得是这样。芬顿睁了睁眼睛,咧开嘴朝他笑了笑,并且做了做手势,表示机翼结了冰,橡皮除冰器在除冰。

  在噪音难忍的机舱里,在破冰敲击声中,斯鲁特弄不懂怎么能安然入睡。他想这种人即使钉在十字架上,也能立即睡着。他的鼻子冻僵了,手和脚也失去了知觉。但他确实也打了个脑,不过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弄醒了他:闻到了一股橡皮气味,一件冰冷的东西紧贴到他的脸上,好象在上麻醉一样。黑暗中他睁开了眼睛,耳朵里响着芬顿的喊叫声:“氧气。”一个模糊的人影带着个拖着根长橡皮管的氧气面具,在踉踉跄跄走动。斯鲁特觉得他一生中从未这样冷过、这样麻木过、这样浑身难受过,也从未这样准备好一死了事。

  突然,飞机轰鸣着向下俯冲。驾驶员们坐了起来,翻起鱼白眼睛四处张望。斯鲁特在极度痛苦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慰藉感:这些老练的驾驶员竟也如此害怕。一次可怕的、大幅度的垂直俯冲之后,机身上的冰又一次被抖碎了。飞机又恢复到了平飞状态。

  “不会飞到纽芬兰去的,”芬顿在斯鲁特的耳朵边吼叫着,“这儿是格陵兰。”

  元首指示说:“我们是优秀种族。”

  我们就喊万岁(噗妹!)

  万岁(噗妹!)

  对准元首的脸。

  格陵兰机场跑道旁的木头房子兵营里,电唱机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不停地放这首歌。这是仅有的一张唱片。这个飞机场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片寸草不生的地面,铁丝网陷在烂泥里面,到处都是积雪。斯鲁特从没想到过世界上竟有如此荒凉的地方。跑道太短,起飞得碰运气,所以飞机加油后不得不等到有了起码过得去的起飞条件再起飞。

  对元首不热爱,就是不要脸。

  所以我们就喊万岁(噗呼!)

  万岁(噗昧!)

  对准元首的脸。

  斯鲁特认为,此时此地这首平淡乏味的小调表现了美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的那种致命的宽厚观念——大言不惭的笨蛋,莫名其妙的旅屁虫,高呼万岁,喳,喳。音乐的编排把各种嘈杂的噪音——牛铃、玩具喇叭、铁皮罐头——同一个德国军乐队低音伴奏混杂在一起。飞行员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懒懒散散地躺着,唱片放完了,有人再把唱针移到开头的地方。

  芬顿躺在斯鲁特的下铺,看一本全是姑娘的杂志。斯鲁特探下身子,问他《元首的脸》这支小调怎么样。芬顿打着哈欠说,希特勒那混小子听了会不舒服。斯鲁特从上面爬下来,坐到了上尉旁边,向他倾吐了自己对屠杀犹太人的心情,并且气愤地表示,要是这类歌曲也能使人感到愉快,那就难怪没人肯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比尔。芬顿一面翻着裸体女人的画页,一面若无其事地说:“胡说。老兄,谁会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些德国人也真怪;竟会去追随希特勒这么一个疯子。他们中间有很好的飞行员,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个祸害。”

  戈培尔开口说,“世界和宇宙都是我们的。”

  我们就喊万岁(噗妹!)

  万岁(噗呼!)

  对准戈培尔的脸。

  戈林开口说,“他们休想轰炸这地方。”

  我们就喊万岁(噗昧!)

  万岁(噗呼!)

  对准戈林的脸。

  “但是又有谁能帮得了犹太人的忙呢?”芬顿将杂志扔到一边,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会有五千万人送命。日本人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打中国人。你知道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中国人?没人知道。也许一干万,也许更多。你到过印度吗?那是个炸药桶,英国人捂盖子是捂不了多久的。印度一旦爆炸,你就会看到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祆教徒都会相互残杀,杀得地狱也容纳不下。德国人杀的俄国人比犹太人还多。老兄,这世界是个屠场,向来就是个屠场6些混账的和王主义宕恰恰就没把这点放在心上。”

  难道我们不是超人?

  纯粹的亚利安超人?

  啊呀呀!我们是超人,超级的、道地的超人!

  芬顿听了自己这番话心里很高兴,更加来劲了。他坐直起来,拍拍斯鲁特的肩膀说:“告诉我,难道斯大林比希特勒好些吗?我认为他也是杀人犯。可是我们还是把我o性产的一半轰炸机飞到那里送给他——免费,无偿,什么都不要。有些非常好的飞行员还因此送了命。我现在也是在玩命。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边的杀人凶手,就是这个理由。我们正在干的不是为了人类、为了俄国或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为了救我们自己的狗命。老天在上,我为犹太人感到难受,别以为我不是这样,对他们我们实在爱莫能助,只有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我们喊万岁(噗妹!)

  万岁(噗呼!)

  对准元首的脸。

  在蒙特利尔郊外庞大的加拿大空军基地,斯鲁特打电话给欧洲事务司,司长告诉他立即在蒙特利尔飞机场赶乘去纽约或华盛顿的第一班飞机。斯鲁特打电话的时候,芬顿正走过电话亭,手臂上挽着一位穿着红色狐皮大衣、身材高高的漂亮姑娘,这姑娘走起路来屁股一步一扭,一双绿色的眼睛死盯着芬顿,象要把他吞下去似的。芬顿手上夹着一支在冒烟的雪茄,漫不经心地朝斯鲁特挥了挥手,会意地咧了咧嘴,就走过去了。短促的一生,快乐的一生,斯鲁特脑子里闪过一个辛酸的嫉羡念头。

  斯鲁特出乎意外地高兴,他居然对于DC—3飞机的起飞和穿过厚厚的云层爬升都毫不在意了。这架客机看上去实在大,舱里豪华,座位宽舒柔软,女服务员又是如此迷人,倒象是在乘坐“玛丽皇后号”邮船,而不是在乘坐飞上天去的东西。他说不清楚是由于上次乘坐轰炸机使他害怕飞行的心理麻木了呢,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是神经失常,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不管怎样,不再害怕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他从报摊上匆忙买来了一份《蒙特利尔报》。现在他摊开报纸,头版上就有一张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米拉的照片,他不由得坐直起来。他们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塔茨伯利穿着一件肥大的士兵工作服,咧开嘴高兴地笑着,帕米拉穿着便裤和衬衣,神情消瘦委顿。

  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伦敦无线电通讯。这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电讯是英国著名记者的最后一篇报道,是他在阿拉曼触发地雷身亡之前不久口授的。未完成的初稿后由他的女儿和合作者帕米拉。塔茨伯利整理发表,现经伦敦《观察家》特许转载。

  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悬挂在黄沙起伏的远处地平线上空。沙漠的寒夜已经开始降临基德尼山岭。这片灰蒙蒙的沙丘高地这时候已人兽绝迹,留下的只有死人,还有两个情报官和我。甚至连苍蝇也飞走了。早一些时候苍蝇还云集在这里,黑压压的一片星集在尸体上。它们纠缠着活人;成群结队地停留在人们的眼睛边和湿润的嘴角边,吸吮着人们的汗水。当然,它们更喜欢死人。明天太阳爬上对面的地平线时,这些苍蝇又会回来继续它们的盛宴。

  在暮色已临的一片红光中极目望去,唯见遗尸遍地,在这里战死的不仅仅是这些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非洲军团也在阿拉曼这块土地上死亡。非洲军团是一个传奇,是一个能攻善战的敌人,它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光荣,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值得我们与之一战的劲敌。现在还不知道隆美尔是否已经死里逃生,也不知道他那些被击溃的超人士兵是否会被第八军一网打尽。反正非洲军团已全军覆灭,被英国的武器一举粉碎了。我们在这里,在非洲西部大沙漠胜利了,一个堪与克雷西、阿让库尔、勃伦海姆和滑铁卢战役媲美的伟大胜利。

  骚塞的《布伦宁战役》中的诗句在这里,在基德尼山脊上,回荡在我耳边:人们说,胜利后的战场是一幅怵目惊心的景象,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尸首在烈日下腐烂,可是你须知道,一场著名的胜仗之后一定要有这样的现象。

  尸体确实多不胜政,看了使人怵目惊心,但更为显眼夺目的是,在这片奇异的美丽荒原上,炸毁和烧毁了的坦克遍地都是;结伏着的残骸伸出长长的炮筒,在柔和的灰白色、棕褐色和粉红色的广差沙地上,投下延长的青灰色影子。这里是一幅同基德尼山脊最不协调的情景:在原始荒凉的沙漠旷野里,到处是一堆堆被击毁的、翻倒的二十世纪机器;而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应该是古代身穿盔甲的勇士们骑在骆驼上、战马上或汉尼拔大象背上作战的情景。

  这些士兵和机器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葬身沙场的呀!是什么不寻常的接题演变的事件把这些年轻人从来因河畔和普鲁士、从苏格兰高地和伦敦、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送到这里,在这遥远的非洲,在这于旱和荒凉得象月球一样的地方,用喷火的机器相互厮杀?

  然而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标志,象这样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这次战争的战火燃遍了全球,象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战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比比皆是。人们离乡背井,被送到不能再远的地方,带着人类为之骄傲的勇敢和耐力,用人类为之感到羞耻的可怕的器械相互残杀。

  再过一会,我就要坐吉普车回开罗去,在那里我将口授一篇我在这里所见的电讯。现在太阳已接触地平线,我看到离我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两个情报官员正从一辆炸毁的德国坦克里往外拖一个驾驶员。这个德国驾驶员浑身焦黑,头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身子、手臂和腿,一股臭猪肉的气味,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靴子,只烧焦了一点儿。

  我感到十分疲惫。有上个我所厌恶的声音对我说,这次战役是英国在陆地上所取得的最后胜利,我们的军事历史可以拿这一堪称最辉煌的胜利作为终结。取得这一胜利主要依靠不远万里从美国工厂运来的机械。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作战,英国士兵将一如既往,英勇地去战斗,但战争的主动权正从我们手中消失。

  我们人数少,力量弱。现代战争是对工业的一场血淋淋的、叫人为之胆寒的检验。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在一九零五年就超过了我们。我们是全凭毅力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今天地球上的两个工业巨人是美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已不是它们的对手。现在它们已从出其不意的挫折中振奋起来,从事征战了。托克维尔的预想行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它们两家将要瓜分天下。

  在基德尼山脊下沉的太阳是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沉落的,我们还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沉落。我们的帝国是在探险家们的技能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义勇骑兵的骁勇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天才的创新精神中诞生的。我们抢先起步,潜据世界前列已长达二百年之久。我们陶醉于庞大舰队保护下的长期太平盛世,我们认为这种太平盛世会永世长存。于是我们昏昏入睡。

  在这里,基德尼山脊上,我们抹去了嗜眠症带来的耻辱。如果说历史就是兵戎相见,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体面地退出这个舞台;但如果历史体现了人类精神向世界自由边进的进程,那我们就永远离不开这个舞台。英国的思想、英国的制度、英国的科学方法将以新的面貌在其他国家为人们指引道路。英语将成为这个星球的语言,这一点现在业已肯定无疑。我们已经是新时代的希腊了。

  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可是新时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对此我还不能十分肯定。即使能肯定,那么卡尔。马克思,这个传播经济上的伊斯兰教、一文不名的穆罕默德,他的嘈杂脱耳的教义就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理论上的。他的基督启示录式的幻想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对他的盛情接待中创立的。他阅读的是英国书籍,生活靠英国的慷慨大度,写作得到英国自由的保障,同英国人合作,死后葬在伦敦的一个墓地里,而这一切人们都忘记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就要降临,寒冷顷刻将至。两位情报官员招呼让我搭他们的卡车。靛蓝的天空中涌现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后朝阿拉曼战场上的死者环顾一眼,轻声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祈祷,曾几何时,这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托布鲁克的咖啡馆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丽丽。玛琳”,搂着同一批卖笑姑娘。现在他们一起躺在这里,他们的青春欲望已经冰冷,他们的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沉寂了。

  “晦,这件事可真是下践作孽!”

  小威廉明妮说。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说——帕米拉。塔茨伯利写道:正当我父亲用惯常韵味背诵这些诗句时,电话铃响了。是叫他去会见蒙哥马利将军的电话,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却送回来了他的遗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备役军官,他被葬到亚历山大郊外的英国军人公墓里。

  伦敦《观察家》要我续完这篇文章。我试了试。我虽然还有父亲手写的三段笔记手稿,但我写不下去。我只能为他续完骚塞的诗句,我父亲战地报道的生涯也就是以这句诗结束的——“这是一个著名的胜利。”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来,不仅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也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竞赛,主队最后会获胜。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终究是无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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