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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比旧军阀更黩武

  有名无实的统一之后,蒋介石虽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实上不过是占领东南几省的一个诸侯。他环顾当时的中国,自南至北,除他之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这种国民党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多少由蒋一手助成。他为了建立个人的军事势力,不惜一再打击党的威信,甚至否认武汉党中央而别立南京中央,开了国民党内军头主义的先河。他又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纳军阀余孽,并与各派军头妥协,允诺地盘以及其他政治与经济利益,最后造成以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论战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无论如何摆法,必然在四个集团军中“憾”陪末座。号称第一,实居第四,若论功行赏,欲以第一集团军通吃其他各军,必难以服众。“功”之外,蒋之“德”更不堪闻问,即连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私底下也说:“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九四至三九五)“黄袍加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于《宋论》中畅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无德、无功,乃重一“惧”字,即懂得谨慎小心的道理,逐步杯酒释兵权,重文偃武,使天下晏然。蒋介石若有慎惧之心,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和平建设,逐步完成真正的全国统一。然而他既无德无功亦不惧,才会“目空一切”,悍然欲以武力征服所有的异己,以遂其迫不及待的中央集权心愿,结果弄得全国骚然,党争无已,兵戈不休,最后酿成中原大战。此役为时之久、杀戮之惨、破坏之厉、百姓之苦,皆为北洋军阀时代所未曾见,

  蒋于动武之前,早已有一连串的动作。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眼见北伐即将告成,突然宣布辞去党政军各职,其动机不外有二,其一于此紧要关头,撒手不干,必获各方呼吁挽留,以增身价;其二欲“以身作则”,诱各军头效法,如在辞职电文中所谓“此后军权统归政府”云云,以便战后削藩。但这场戏演下来,只遂其一。果然自中央到地方欲请蒋留职的电文交驰,蒋然后于六月十七日打消辞意,要负责到底。三日之后即部署改直隶为河北,北京为北平,并任命新人事,以削阎锡山之权,逼使阎于六月二十七日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一职。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透霹一则自称“惊人的消息”,谓蒋在北伐刚完成时,已经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这则惊人消息,是他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底在李济深家里听到的!

  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盖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做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页三九—)

  李济深是国民党老军头,北伐初期第四军军长,留守广州,并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有军校出身军官将此事相告,不足为奇,何况写纸条的军官必不在少数,人证很多,绝不可能是流言传说。然则蒋视冯、阎、二李为新军阀,已呼之欲出。如果国民革命军的第二、三、四集团军皆为新军阀,则第一集团军岂能例外?蒋无意之间认同了毛泽东所谓“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四十七)的说法!

  动武需要准备,一口难吸西江之水,故蒋同时采取别种步骤。他于宣告北伐完成之际,立即强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将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由党,他显然想用党来收军权,然后可由他所控制的党来控制一切。基于此一考量,他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与国民党始祖孙中山的亲密关系,造成他才是嫡传与承继革命法统的印象,想要挟“死中山”以令诸侯。在这一方面最具戏剧性的表演,莫过于邀集了连他本人在内的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将星,于七月六日到北平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典礼于八时二十分开始,蒋主祭,冯、阎、李等襄祭,蒋读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此时蒋与宋美龄结婚将近一年,与孙中山已有连襟之谊,不称姻弟,而降格称弟子,实欲着重革命的师承关系,耳提面命之亲密关系,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关系,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孙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态。名为祭告,实在是做给睽睽众目看的。所以他更于开棺瞻仰遗容之际,竟当众扶棺号哭,情同孝子。然而从相陪的目击者如冯玉祥、李宗仁的回忆看,他们并不吃那一套(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十六;《李宗仁回忆录》,页五六九),不过是在看演戏罢了。祭灵哭棺后不到三个月,蒋即议定迎榇南下,积极准备,大肆铺张,并定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为奉安日期,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寻因赶工不及,推迟奉安日期至六月一日。蒋介石亲自担任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经由国民政府下令自五月二十六移灵之日起,全国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缠黑纱七天,并停止一切娱乐、庆典。灵车先自碧云寺移下至北平东站,挂列车十五辆,直抵浦口,由蒋介石领导迎榇,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礼毕,移灵至威胜军舰,渡江上岸,自蒋以次,依序执绋,随灵车到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停灵礼,仍由蒋主祭,献花上香。然后蒋以下中央委员、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轮流守灵,直至六月一日奉安之期为止。是日灵车启行径往紫金山,杠夫人一百零八名,由蒋介石、孔祥熙引导拾级而上,扶榇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再由蒋主祭,献花圈,宣读诔文,行礼如仪。礼成,移榇入墓门,鸣炮一百零一响,蒋等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集合众人行三鞠躬礼,奏哀乐而礼成。(参阅《奉安实录》)

  如此铺张繁费,还要全国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浓厚,较之一九O八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大讽刺,另一个革命家章太炎实在看不过去,做了一副极为挖苦的奉安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氏早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为赤化,但孙之赤化却不如中共陈独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蒋介石以下,人人奉孙中山为国父,岂非“满朝皆义子”,真可直追明朝权宦魏忠贤了,而魏之墓在香山东麓的碧云寺之后,正是孙死后停灵柩之处,可谓巧合。奉安大典无疑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事,死去的革命家让他做此“封建”安排,无可奈何。他做这样安排,感恩图报其次,想回收政治资本的投资,才是真的。

  蒋介石于香山扶柩哭灵之后,就动脑筋如何整肃异己,当时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时献计讨好,其中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欧战爆发后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战后改名“政学会”,世称政学系,后回任北京国会议员,事段祺瑞,北伐后投靠蒋,任参议,促效永贞朝士献策唐顺宗,削藩权归朝廷故事,建议将地方军头请到中央做官,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推行全军整编,以消化地方武力。蒋遂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借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便,抛出“军事整理案”,以冀同化异己部队,声称应自“军政时期”迈向“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并据此提议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但是政治分会之设立,缘由蒋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主动提出,并有案保留至三大召开时再做决定。蒋之猴急,自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借二届五中撤销政治分会的企图,只好落空。“军事整理案”虽然列入议程,前途未卜。蒋之中央与地方角力,顿成僵持之局。此时适胡汉民回国,亦倡言党权,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其动机或与蒋有异,然近程目标一致,令蒋颇有如虎添翼之喜。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十月三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十月八日产生新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谭延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济深任参谋总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各政治分会主席一网打尽,尽成中央大员,表面上呈现空前团结。蒋遂于十月十日国庆日率领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敦促未进京人员尽速上任,欲彼离窝尔后毁其巢,然离窝其难也。

  蒋出任主席后,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军事训练总监何应钦,积极筹划“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亦即是“军事整理案”之实施。统一之后,军队需要编遣,无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编遣却矛盾丛生。我们觉得蒋要开此会议,原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无论按冯玉祥存精良的建议,或按阎锡山平均分配的建议,皆非其所愿。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开会仅仅是台面上的活动,台面下则另有动作。

  全国编遣会议于一九二九年的头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等六十余人,一起与会参议。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专题报告,他希望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新时代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后,“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统一与集中之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云云,其意图已甚鲜明。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义”归还大政,却忘了自己只不过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还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岂不让其他三雄藩窃笑?然而蒋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论时让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编定《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以收军权于中央,如取消集团军司令部,听候点编等等。但阎、冯等并不满意,主张先休整尔后编遣。结果开了二十六天的会,并无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许正是蒋所预期的。

  一如借编遣会议想独揽军权,蒋拟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以独揽党权。他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决心蛮干。只因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反对蛮干,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击改组派会场,砖石乱飞,抢夺文件,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后蒋干脆包办大会,其他三集团军总司令均不出席,李济深则被骗到南京后遭扣留,成为蒋、胡清一色的国民党三大,决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斗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想当明治天皇,必须各个击破,若其他三个集团军联手反击,则必败无疑。所以他暂时敷衍北方的阎、冯,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团军开刀,冯玉祥于一月中旬即对此表示忧虑,有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六四)蒋介石号称讨逆,指控桂系违抗中央,其实是中央有计划的削藩行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自统一广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进武汉,东下京沪,战功辉煌,造成声势浩大的桂系势力,及击败唐生智,更兼有两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时,形成庞大的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自武汉长驱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虽以蒋为上司,并不事事迁就,羽毛既丰之后,更以方面自任,犹若雄藩。但是蒋自始至终视李、白等为异己,即于共患难时,亦处处防备,桂系与嫡系早已亲疏有别。蒋于第一次下野时更散布桂系逼宫之说,载诸报端,以淆视听,可谓自制矛盾。(参阅黄绍《新桂系的崛起》,《晨报》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七日报道;《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七七)到北伐完成之时,桂系军力已自广西、两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摆开,南北呼应,而李、白于编遣一事,亦洞察蒋氏心机,并不积极。就蒋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时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从各个击破的观点看,因近及远,桂系也必然是首当其冲。

  古今中外出师必须有名,激而成变,变则有名。桂系势力范围内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谭延旧部,蒋介石因谭之关系,里通鲁氏,且经由江西私运大批枪械援鲁抗桂,引起桂系将领的疑惧,导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驱鲁的“湘案”。李宗仁时在南京,自称事前并不知情,颇恨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陶钧、胡宗铎的轻举妄动,中了蒋之圈套。(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九六至三九七)蒋介石果然抓住机会不放,于二月二十七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之职。然此一处分尚是前奏,又于三月七日电告李宗仁,以维持中央威信为名,调动军队,进逼鄂东(参阅《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动武。但蒋介石不仅仅要惩罚武汉,醉翁之意在于乘此机会,彻底瓦解桂系势力。他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实力,不惜以大把钞票支援宿敌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动白属唐部,迫白仓皇南逃,并于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同时蒋诱李济深离粤,李虽系广东重镇,然身为桂人,与李宗仁交好,为蒋所忌。李济深至上海后,见到自京来沪的李宗仁,对赴京原有顾虑,但经国民党大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一再劝说,并以蒋介石人格担保为辞,而吴、李又是儿女亲家。李济深终于前往南京,并劝告蒋化干戈为玉帛,蒋佯表同意,李信以为真,电告桂方蒋之态度,并请节制,岂料蒋私下并未停止进兵,李济深于三月十六日得报后,知蒋无信义,即电李宗仁促“调军讨伐,以伸正义”(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二期),但为蒋方截获,遂于三月二十一日囚李于汤山。蒋介石不仅欺骗敌人,也玩弄吴稚晖等大老于股掌之间,手段虽然阴鸷,然于同一天内逐白囚李,获致除去桂系媳绷揭之目的。

  双翼既除,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正式下达讨伐令,并亲自督师于九江,以进窥武汉。武汉为第四集团军总部所在,虽桂方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俱不在军中,群龙无首,然在夏、陶、胡三将统率之下,拥兵十万,实力非同小可,然而蒋军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汉,并非蒋介石“天纵英明”,而是事前已经收买分化,利用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满情绪,以高官厚禄收买,并派特务郑介民至武汉大肆活动,内部已经分化。正当夏威出师之际,又突患白喉,恰将指挥权交给李明瑞,立即倒戈回师,打乱了阵势,不旋踵而溃败。蒋介石仍不罢手,于四月二十五日自武汉转往长沙,部署直捣广西老巢的作战计划。(见《顺天时报》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报道,另参阅四月十七日报道)李宗仁等自香港经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做孤注一掷,于五月五日组“护党救国军”,通电讨蒋(参阅《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七册),为扭转颓势,自东袭取广州。桂军与亲蒋粤军陈济棠等于五月十九、二十两日,激战于芦苞、赤坭、白坭一带,由于蒋命何键率军自湘入桂,桂军因众寡不敌而败北。湘粤联军遂于六月二日攻占梧州,二十七日桂系叛将俞作柏、李明瑞进驻南宁,蒋发表俞为广西省主席。李、白、黄三巨头建立的桂系实力及其第四集团军,至此瓦解。桂系虽未就此烟消云散,但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蒋介石纵横捭阖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气的,在《回忆录》中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并非酸葡萄的话,征诸历史,蒋之军事伎俩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于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试,接着他又施之于阎、冯,作为黩武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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