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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二、逼出来的谎话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总督隶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作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就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不但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天朝的崩溃》一书详尽地记述了伊里布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这就使我想起广州战役中大黄窖炮台守军将领战前和英军的讲价:“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这一套,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江苏巡抚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纷纷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断。终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诏,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事宜”!

    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乱。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为补救。碰巧,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这样的大功岂有让给裕谦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立即由司令员变成了小说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个故事。按照伊里布的想法,万岁爷听到企盼已久的“捷报”、“佳音”,总应该是“龙心大悦”吧?

    谁知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却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进剿,早就要你进剿,你他妈的却迟迟按兵不动,总说时机未到准备不足。现在好嘛,让这一小股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帐,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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