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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书坊->《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正文
第6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我们治“当代民国史”的史学工作者,落笔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对“传统帝国史”(尤其是晚清这一段)有个本质上的了解。因为“民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帝国”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帝国是父,民国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国和民国的关系还不是生理学上鸡和蛋的突变关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鸡,忽然生下一个民治的蛋来。它二者的关系,却是蚕之与蛾的关系——在本质上,在制度上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蜕变关系。两朝嬗递、藕断丝连,是不可以一刀两断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来说吧:时至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蛹在茧中、去古未远。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大陆上的问题,正是这个“秦制度”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苏联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归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呢?它这只民主白蛾是破茧起飞了。可是飞蛾都有其扑火的本性。误把烈焰当光明,万一飞翔失控,扑火自焚,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宝岛今日的情况,从历史中找前例,似颇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时期。德国当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发过一种“排犹运动”(anti-Semitism)。国人把复兴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国内外的不平现象,都迁怒到一个少数民族头上;造成一种山雨欲来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义”(terrorism)倾向的群众情绪。这种情绪最容易升级。如不能适时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乐观的。

    长话短说。我们海峡两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还是在德苏两个模式中寻出路。双方距“民国”的真正目标,都还有其不同的距离呢!但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社会体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呢,请先了解一下“民国”的本质。

    6.1 “民国”政体的本质

    丢开繁琐的西方政治哲学不谈,且看看我们自己的现代思想家如何说法。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上说他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总理遗嘱〉原是那位颇有文采的汪精卫执笔的。汪氏为迁就他那“必须、务须、尤须”的行文腔调,代孙先生撰遗嘱,就不免以辞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国在国际间的自由平等;他还要全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间也自由平等呢。

    当然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孙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红卫兵“反封资修”的“穷平等”。他一直强调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只是“大贫、小贫”。在大小贫之间求平等,是没有太大地意义的。孙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辞汇来诠释,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后均之,则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包括附属于农业经济体系之内的手工业和小城镇)就不能胜任了。简言之,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国”,则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就是个必要条件了。

    再者,搞工业化的经济起飞,是全国人民都要动脑动手的,少数人如滥用权力,从事包办,这个经济是永远“起飞”不了的。这样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了。且放下“现代”人类社会行为中所应享有的“人权”不谈,纵使只从经济建设这一项更迫切的实际专题来观察,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翻看当今“已开发国家”的进化史: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其封闭者。这一对难兄难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一个真正的“民国”所应具备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便是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所代议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厩笥愕。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6.2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6.3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6.4 中国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

    我们那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著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所论已多,不应再叠床架屋。今且粗列数条,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发生的作用。

    吾人应该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我们传统“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悉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大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大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但是他不是个毫无约束的独裁者。就以家庭财产而言吧!全家成员(除已婚女儿之外)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协议“分家”,则“家长”也只能取其应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则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的“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国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谈到“治国”。家就是个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国王、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类推,则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国”这个现代化的名词,在古代则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体,是最应受到子民们尊敬和服从的。所以孟老夫子骂人时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重重叠叠上瑶台,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纵的“国家机器”(statemachine)便是个最大的权力金字塔。万岁爷是集全国“管教养卫”之权责于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会是由教堂分担的。做中国皇帝则是“作之君、作之师”,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权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担一切责任;也行使一切权力。斯之谓“国家强于社会”,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强于国家”,恰是个反面。今试把这两个不同的模式中“国家”和个体“公民”(citizen)之间的关系,图解如下:

    6.5 “集权”并不是“极权”

    可是在传统中国里,政治结构虽然高度中央集权(见图甲)——用时下术语来说,便叫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但是“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极权”(total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这个“层层节制”的统治系统里,各级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颇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纵使最高层出了一位荒淫无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过层层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国人民,亦殊不易。因为暴君之出现,他第一步必须破坏他自己的法统。法统既失,则统治机器失灵,在那交通和资讯都相当原始的硕大帝国之内,搞其“东方暴君主义”(orientaldespotism),亦势所不能。

    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泽东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斩的“东方暴君”。因此生于这个权力金字塔底层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亦颇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台湾今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位大家长呢!可是李登辉总统今日的作风,似乎就有意重建这制度。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6.6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adespoteveryoneis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意日加上个史达林的俄国,战后的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中共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6.7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泽东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middle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

    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6.8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6.9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of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of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泽东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泽东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泽东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

    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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