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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书坊->《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正文
第9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9.1 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9.2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敷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9.3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粱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减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认为“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和黑猫白猫的实验主义哲学家邓小平……小一辈方露头角的还有魏京生、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刘宾雁等等。他们都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人;他们对“第二次转型期”内,中国发展之前途与方向,以至将来定型下来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与主张。严家其就肯定的说,那个未来的定型是个“联邦制”。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唯一的对象。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9.4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9.5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9.6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9.7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9.8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泽东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9.9 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

    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

    须知文艺复舆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著“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著“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戚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共产党。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9.10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终身治学是“围绕著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

    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共产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9.11 国民党容忍“异党”,共产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共产党。“我的学生毛泽东”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共产党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

    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中共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

    邓公如此,该党亦然。

    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共产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著瞧吧。好戏多著呢!

    9.12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

    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硕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9.13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

    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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