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体育官网

首页 | 国内作家 | 港台海外 | 外国文学 | 青春校园 | 都市生活 | 韩 流 | 影 视 | 历史军事 | 古代文学 | 短 篇 | 读书评论 | 最新资讯
网络原创 | 言情 | 玄幻奇幻 | 科幻 | 恐怖灵异 | 仙侠修真 | 武侠 | 侦探推理 | 官场小说 | 鬼故事 | 盗墓小说 | 传记纪实 | 作家列表
  努努书坊->《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正文
第10章 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10.1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

    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or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味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10.2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著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著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严,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菁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遣皇窃凇爸醒Ю锒恋”;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

    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

    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

    10.3 定远军舰四炮齐发

    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

    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

    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

    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

    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著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

    听中国传统史学听惯了,对汉唐明一锅煮,不觉稀奇;但是在“四炮齐发”之后的结果如何?就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

    郭老师讲这节课时,不但念出他讲义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参考书。我们急于要听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阅参考书了。——中文参考书阅览之不足,为著求知欲,也是为著时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书了——老师不是说过,开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书?

    10.4 洋书中竟有新天地

    我个人那时便是郭师班中几个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当过淮军,到过台湾,到过高丽。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详,但永远是一知半解。这一下好了,在郭老师班上愈陷愈深,兴趣愈浓,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顶的图书馆中,想借阅那些洋书了。谁知这些洋书自南京装箱运至重庆后,迄未开箱。当那个图书馆员拿到我的“借书条”,口中喃喃自语说“尚未开箱、尚未开箱”时,图书馆范(?)馆长适自他身边走过。他便把我的借书条顺手递给范馆长。馆长见条,未加考虑便说“开箱、开箱”!——这倒使我这个并不认真的借书者感到过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认真要读此书。劳师动众,私衷何敢?

    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无意中的要求,大学图书馆竟为我劈锁开箱,把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错已成,追悔莫及。

    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

    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敷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

    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勤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

    10.5 从海军史到郡县考

    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

    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间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

    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L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下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着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

    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著好轻松。

    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

    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史系三年级)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政治系二年级)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借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

    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

    我那部处女作俊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

    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前年顾师百年冥诞,各界盛大纪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请东,便道去苏州参加。我问顾潮学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说她们正替顾师编年谱,查看顾师日记,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有分数呢!”——半个世纪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对名师。但是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尘。

    10.6 纽约接机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

    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鐡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舆无比!

    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著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舆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著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著“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围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绿,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上一页 《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下一页
line
  书坊首页 努努书坊 版权所有